| 行政公文
关于引进人才的议案 『范文6』
食品安全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社会和谐和政府形象，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民生工作。近年来我市的食品安全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出台工作制度，签订管理责任状，规范责任机制运作，开展专项整治，实施信用体系建设等，全市食品安全状况明显改善，食品安全形势总体趋好，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市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一、问题和不足
(一)源头污染尚未根治。在种植、养殖环节中，非法使用违禁药物还时有发生。目前我市有为数不少的种、养殖基地，但农产品生产多以农户为单位，这使得从源头保证农产品安全、真正实现农产品全过程质量监控，带来了较大难度。
(二)生产加工存在隐患。我市还有较多的家庭式小作坊，这些单位具有小、散、乱等特点，设备陈旧、卫生不达标、生产工序不合规范，生产人员达不到相关要求，大多不具备生产合格食品的必备条件，有些还造假、滥用添加剂等，食品安全事故隐患较多。
(三)流通消费环节还欠规范。不法食品生产经营者伪造标识、滥用标识，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现象也时有出现，鱼龙混杂使消费者深受其害。食品批发市场的检测手段和质量控制措施仍
需完善。此外，餐饮业点多面广，农村家宴、乡村学校和民工食堂、快餐店和城乡结合部流动饮食摊点，已成为食品安全的薄弱环节和食物中毒的多发点。
(四)农村监管有待加强。农村、城乡结合部等，由于信息相对滞后、部分群众自我保护意识较差等原因，给 “黑窝点”和小作坊生存的空间;同时，也由于食品安全投入、配置不足等原因，监管力量尚不能实现农村的全覆盖，使农民的权益受到了最直接、最严重的侵犯。
(五)监管制度尚欠完善。现有的规章制度还不能有效地涵盖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往往出现无法可依甚至有法难依的情况。历数近年来出现的食品安全重大事件，苏丹红、瘦肉精、阜阳“大头娃娃”、毒奶粉“三聚氰胺”、地沟油、“毒豆牙”等的曝光，面对屡屡曝光的食品行业危机，一次又一次地考验着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和容忍度。
二、几点建议
1、创新监管思路，加强监管合力。一方面要按照“依靠政府、协调部门、健全机制、完善网络、宣传引导、全民参与”的原则，加强食品安全综合监管平台建设，政府要加大投入，真正为社会公共安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既要在流通、监管、维权老“三网”的基础上，健全和完善互联、信息、协作新“三网”，又要巩固市政府与各县区、各镇(街道)、各监管部门的责任平台，积极主动进行情况分析，搭建信息平台。另一方面要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通过开展食品安全综合监管规范化
建设，以确保规范执法、规范督查，对现有的监管资源进行整合与优化，加大联合执法力度，扩大联合监管领域，营造联合探讨氛围，从而有效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效率。
2、推进制度建设，以机制完善来促进长效监管。实践证明，抓好食品安全，要靠完善的监管制度来保障，要靠健全的监管体系来维护。因此，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关键是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一要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从监管体系和制度上查找漏洞，强化治本措施，以制度管安全，用制度保安全。二要坚持监管与自律并重的原则，加快食品信用体系建设步伐，加强企业自律，规范市场行为，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信用责任意识，逐步形成“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的食品安全大格局。
3、加大帮扶力度，以产业发展带动食品经济。做好打假治劣与扶优扶强相结合，在对重点环节、重点区域、重点品种和重点对象进行整治的基础上，坚持科学监督、发展产业的原则，科学制定具有前瞻性、可行性的食品产业发展规划，并通过有效监管来促进企业发展，用发展成果来检验监管成效。
4、加强舆论宣传，以全民参与确保食品安全。要充分利用以下几个层面进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使劣质食品成为过街“老鼠”。一是部门宣传。各主要食品监管部门要积极利用报纸、电台、网络等媒体，通过围绕食品安全主题活动以及宣传月、宣传周、知识竞赛，下县区、乡镇，进社区、上学校巡回宣传，并组织群众视察团等多种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活动;同时，要进一步运用食品安全信息发布会畅通举报投诉渠
道。二是行业自律。结合正在开展的食品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以褒奖守信、严惩失信等手段，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自我规范、自我管理、自我提高的功能，生产优质食品，销售放心食品。三是社会监督。对于食品违法行为和不良现象，群众要敢于揭发、检举。尤其是新闻媒体，更要宣传先进典型，曝光违法行为，正确引导群众合理饮食。通过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打好食品安全的持久“保卫战”。
关于引进人才的议案 『范文7』
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只有合理流动，才能提高使用效益，也只有合理流动才能真正体现土地生产要素的性质，土地流转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10月19日，中共xx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随着《决定》的公布，人们又从相关章节中看到了“土地流转”的身影。
所谓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在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和农业用地性质不变的情况下，将土地使用权(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转移给其他农户或经营者，其实质就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土地流转能够有效改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激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高效化经营提供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构建和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机制，可以使农民更充分地参与分享城市化、工业化的成果，显化集体土地资产价值，促进农民获得财产性增收。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通过创新农村土地流转机制，进一步激活农村的生产力，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尤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土地流转的本质，就是推进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必然会引发其他要素市场包括农村资本市场的发育。海南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理应在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上先行先试，但现实情况却是我们在此问题上问题多多。主要包括：
1.土地权属纠纷问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农村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新政策的出台，我省农村在生产和建设迅速发展的同时，土地资源也日趋紧张，因争夺土地资源而造成的土地纠纷开始增加。这些纠纷有的是农场与农民集体之间的纠纷，有的是农民集体与农民集体之间的纠纷，较突出的是场社纠纷。据介绍，尽管20xx年以来，海南省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和纠纷排查调处，纠纷的宗数大量减少，但剩下来的一般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到今年初，据初步统计，仍有533宗土地权属纠纷尚未解决，涉及土地面积37.8万亩，其中跨市县范围的土地纠纷有133宗。
2. 征地遗留问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省房地产开发过热，有的市县征地过滥过乱，既有政府征地，又有企业征地，而且征地底数不清，当时的一些账册也不全。在征地过程中有的市县被征地农民安置没有落实，部分农民失地又失业，生活无保障。另外有的土地征用以后长期闲置，也导致部分农民在被征用的土地上继续耕作，但是随着闲置土地的处置和开发，拖欠农民征地款等征地遗留问题就不断暴露出来。征地拆迁补偿没有付，农民当然不干，即使有的征地补偿付了，由于长期闲置，农民已经在这种地安家了，也有一个处理问题。此外还有闲置建设用地处置遗留问题和农业用地对外流转遗留问题。前者据不完全统计有281宗、涉及土地2.5万亩，占整个全省闲置土地总宗数的8.6%和总面积的7.0%。后者造成的原因是由于一些地区农村集体土地对外流转的操作程序仍旧不规范，有些村委会干部未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或村民代表同意，或未经法定程序报经镇政府批准就自作主张对外发包土地，造成了一些村民失地，生产生活困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有一些因片面追求农业规模化发展，在招商引资时随意承诺大面积、长期限、低地价，甚至以行政命令迫使村镇对外流转土地，造成严重的面积过大、期限过长、地价过低的‘三过’问题。
3.土地流转身份上的限制 目前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一般限于特定的农村集体组织内部，《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方案以及土地发包给本集体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经本集体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可见，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受让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作为例外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种受让主体身份限制造成土地承包权流转的封闭性，从而使土地承包权无法按照市场方式自由转让，对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制造了障碍。目前我省农村中各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生产能力各异，如果仍旧停留在原有的生产格局，各地差异将越来越大，这与共同富裕的目标相悖。同时，这种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集体组织间在土地利用上的余缺调节，这不仅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不利影响，也会使得农村土地流转很可能局限在一个个孤立的小范围内，以至培育出十分零散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是不相协调的。
4.土地流转条件上的限制 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来讲，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其转让必须经发包人同意。但我们认为，既然已经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定性为物权性质，就应赋予承包经营人完整的土地使用权。土地流转权是农户依法享有的权利，它与承包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一道构成了市场经济情况下家庭承包制度的基础：承包农户是流转的主体，土地流转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流转收益全部归承包农户，农民在遵守法律的情况下应当有自主权，这样才符合私法自治的原则，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开放。当前侵害农民土地流转权的现象较多，正是因为这种对农户自主决策的限制使有些所谓集体组织以土地规模经营为借口，以所谓“反租倒包”等花样，以低价强行“租用”农户承包地，在流转过程中与民争利，或者随意调整承包地，分出所谓“口粮田”、“机动田”，变相剥夺农户土地。
5.土地价值实现上的限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财产权已由原来注重于对标的物的现实支配的具体权利，演变为注重于收取代价或获取融资的价值权。农村土地承包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利，应当具有相应的融资功能，但我国《担保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权不准设立抵押权，《物权法》中也并未将抵押设定权加以明确规定。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不完善的产权，土地收益权不完整、不清晰，难以形成土地融资市场，抑制了农地的价值担保功能，限制了土地承包权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针对海南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加快海南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 对土地历史遗留问题做全面排查 因为有些土地历史遗留问题隐藏较深，只有发生矛盾冲突时才会显现。正如姜斯宪副省长所举例，如拖欠农民征地补偿款等征地遗留问题，往往当闲置土地要重新开发遇到农民阻挠时，才会暴露出来。在具体的解决方式上，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要坚持协商为主、慎重裁决，以防矛盾激化或产生新的问题。对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等单位与农民之间的土地权属纠纷，要努力协调，在法律的范围内让利于民，通过依法确权与让利于民相结合，促进问题的协商解决。对于农民集体之间的土地权属纠纷，则要在全面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点与结合点，通过耐心细致的沟通协调工作，协商解决。不能为追求结案率而仓促裁决，要避免因裁决导致矛盾激化，产生新的问题
2. 其次是加快征地补偿安置地方立法工作 制订《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试行办法》和《海南省土地征收补偿争议裁决办法》，建立规范的征地补偿安置体系，完成“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颁布实施。此外还要结合海南的实际情况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期限、价格和面积作出限制性规定，把“三过”问题解决好。
3.完善法律条文，促进土地流转 法律应明确规定所有权归属及对农民的土地流转权提供法律保障;对于使用权流转的补偿标准及利益分配、土地流转的管理、土地纠纷的处理等基层难以解决的问题，应通过调查研究加以规定;鉴于《担保法》中对于农村土地使用权不得流转的规定，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先行制定地方性的条例或办法，指定土地流转格式合同，明确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法律的形式对本地农村土地流转加以规范，使土地流转有序进行，从而达到集约利用、规模经营的目的。应争取尽快出台《海南省土地权属确认与纠纷调处条例》，通过这个条例解决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法规不完善、证据不足时如何裁决、怎样认定和保持土地利用现状的问题，完善纠纷调处工作的体制机制，把省委省政府解决土地纠纷问题的指导性原则进一步具体化，落实成法规和规章。
3.大力培养农村土地市场，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土地流转机制 首先，探索建立土地使用权转让机制，允许农村土地在一定范围内流转，并通过市场机制形成合理的土地转让价格。第二、培育和发展各种类型的为土地流转提供服务的中介组织，率先在全国建立农村承包土地流转市场或管理中心。第三，健全和完善农村承包土地流转的激励机制，引导和鼓励农户将耕地向种田能手、专业大户、合作经济组织和龙头企业流转，实现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第四，建立调节机制，防止土地使用权过于集中，以调节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垄断和不公平现象。
4.有效发挥政府和村集体的职能 市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的特点，尤其是我国(包括海南)农村的土地市场还很落后。因此，一方面政府要对土地流转有宏观上的调控。完善产权登记制度，建立科学的农地资产评估体系，合理评价农村土地价值，逐渐形成城乡地政一体化的管理。另一方面要建立约束政府行为过度干预的机制。准确定位政府在推进土地流转中的角色，监控土地供需总量的动态平衡，而不是运用行政手段去调整土地资源，与民争利。同时要加强宣传力度，增加农民对有关法规和政策的了解，使土地流转由自发逐步转向自觉。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群众是土地流转的主体。因此，要抓好土地流转，必须“以人为本”，千方百计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5.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第一，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城市工业和乡镇企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而且，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经营环境不稳定，兼业农民非农产业收入不稳定性将使他们难以彻底离开土地。因此，应切实加快乡镇城市化进程，依靠科技进步，积极主动地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得以合理转移。第二，一方面积极推进农村建设用地的直接上市交易，另一方面，要把村镇房屋纳入市场经济的商品体系，稳步推进村镇房屋商品化、社会化;停止农村宅基地的无偿分配;发展村镇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宅基地明晰产权的改革任务。第三，积极探索土地流转形式的多元化。《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可见立法者并没有穷举土地流转的形式，农户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
6.为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首先，要建立多层次的农村保障体系。目前，我国广大农民仍然把土地作为安身立命的基本生活保障，作为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作为生老病死的保障。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增强农民离开土地的安全感和适应市场风险的能力，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进程也将严重受阻。因而，必须建立多层次的农村保障体系，包括农村社会风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以及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逐步弱化土地的福利和社会保险功能，为土地转出者解决后顾之忧。其次，大胆在有条件的市县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对放弃土地的农民应该在身份平等和社会保障方面提供援助，特别要强化可持续的就业能力的培训机制，以避免城市流民阶层或城市“贫民窟”的产生。
关于引进人才的议案 『范文8』
王某诉某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保险合同代签名的法律后果 【要点提示】 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亲自签章。保险业务员代为签字，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行为的追认。
《解释(二)》涉及条款：第三条第一款 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
【简要案情】2 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张某与投保人王某是同学关系。在张某向王某推销保险产品时，王某在外地出差，于是王某让张某到自己家中找自己的妻子收取保险费。张某遂到王某家中找到王某的妻子取得了保险费，并代替王某在投保书上签字。投保书所记载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均为王某，投保的险种为重大疾病保险，保险期限为终生，交纳保险费期限为20xx年，每年应交纳保险费金额为20xx元。王某出差回到北京以后，张某将保险合同及保险费发票交给了王某。此后，王某每年正常交纳保险费，累计交费120xx元。直到20xx年，王某、张某关系恶化，王某遂起诉保险公司，以投保书不是自己亲笔签字为由要求退还全部保险费。
【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王某在张某代其签署投保书后，取得了张某转交的保险合同文本及保险费发票，应视为其对张某所实施的代签约行为已经明知。在此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王某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交纳各年度保险费的行为，即属于以积极参与合同履行的方式表达了其对于张某代其签约行为的追认。据此，法院认定王某追认了张某代其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